1981年的《铿锵集》——《股市》,“那个年代,香港经济开始腾飞,当时的社会,大家都很拼搏,市民不太关心整体的社会,会忽略身边的一些问题,大家当时真的为了自己顾自己,未必看到整体社会的问题,《铿锵集》的其中一个作用,就是把一些整体的社会问题显露出来,引起市民的关心。”
这是香港电台制作《铿锵集》的其中一个目的,记录生活的同时,也暴露整体的社会问题。这在当时,是少数人做的事情,确切的讲,就是一群关注民生的先锋者去做的事情。“纪录片不但是一种手法,而是一种求真的态度。”
“一向推崇自由,但又不热衷政治的香港人,踏入80年代不久,就被迫面对97问题,政治上任何的风吹草动,触动香港人的情绪和决定。”随后在1989年,《铿锵集》从香港人的视角透视“天安门事件”制作的《悲哀的香港人》,令很多原来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发现,在“天安门事件”中,中国政府在对待自由人士采取的“残暴”手法,实在令香港人无法接受,更丧失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信心。有能力移民的香港人都尽可能离开香港,“最高峰每年有6万人移民外国,到2006年,移民人数降到每年1万人。”
2000年的香港社会,香港人开始上街游行,要求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,维护自由经济,从社会各界人士脱口而出,“我们会战胜一切。”不要负资产、反对医疗改革、教统局对教师改革、大陆子女居港权等等,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。2003年,反对23条立法,7月1日超过50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,香港人指责政府“施政错误,无方向感,不负责任”。香港人觉得生活不是过得更好,而是过得更艰苦。香港人在此刻终于明白到,民主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,如果这一代人不去做,那么下一代人可能连什么是民主都没办法知道。200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,尽管梁家杰只得123票,与曾荫权相差523票落败,但是争取民主的做法,尽可能让社会中不同力量能够有参政的机会,这种意识已经可以说明,香港人在民主意识在不断提高。2017年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最终得到人大常委的认可,也可以表明,民主的努力取得了效果。
香港人说,回归十年,让“我们醒觉,要自己出声”,“如果没有一些有理想的人去带领或者影响这个社会,光是为了经济和生活,就会沦为一个漂浮不定、随波逐流,没有方向的社会。”
过度填海追求城市发展的做法,也令香港人醒觉,在牺牲生态环境的前提下,片面追求陆地面积,是否可以保持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。2006年,中环天星码头的最后一夜,一共有15万香港市民与这个有48年历史的码头道别,最后的12下钟声,同样令香港人警醒,对于香港这个城市而言,没有发展愿景、文化政策,会有更多的天星码头沦陷。很快,2007的皇后码头成为了下一个“受害者”。
当初的香港人觉得自己是过客,在抗日战争时期,国共内战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,大批从大陆南下躲避社会动荡或者战乱的人,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要以香港为家,但现在,当香港人安定下来,与自己是一个香港人的身份产生认同感以后,参与到社会建设,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成为了追求民主的源动力。
《铿锵集三十之纪录香港》